虽然犹豫再三，施继兴还是决定在这次的人大会议上继续提交自己的3G提案，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中提出关于3G的议案，而且每年几乎都是同一个主题：加快3G上马。
“两会”从3月3日已经正式开始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拿到的这份署名日期为3月5日的《关于创新体制加快发展3G的建议》——在重重顾虑中诞生的议案——还是摆上了人大讨论的议题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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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65岁的施继兴是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会长、全国人大代表，在此之前，他曾担任普天东方通信集团公司总裁、副董事长。今年是他最后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会议。
加快发展3G的应急建议
经过长达8年的艰难发展，不管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TD参与企业，在多轮的TD规模网络试验之后，都已经对TD的技术成熟程度以及商用能力深信不疑。
不过施继兴在提案中指出，由于体制束缚，我国3G启动仍然徘徊不前。他认为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：有关政府部门过度抢位，相关运营商无为失位，非国有资本无望进位，社会中介机构人士论证混杂乱位。
本着履行我国2008北京奥运会开放3G服务的对外承诺，保障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不在未来被边缘化，施继兴在这次议案中提出了加快发展3G的几条应急建议。
施继兴认为，首先应该加快3G资源开发，迅速发放3G牌照，以免国有资源过度贬值或流失。
施继兴的理论逻辑是，3G频率和牌照等经营资源，其时间价值与评价时点拥有的3G客户群关联。在3G运营初期，由于客户群较小，国有3G资源体现的价值也很低，但当客户资源达到几千万甚至超亿的规模，相当的股权可能具有数百亿元乃至几千亿元价值，因此，“继续推迟3G牌照发放，很可能造成3G国有资源价值巨额贬值或流失”。
其次，施继兴建议，3G牌照选择及3G移动网建设和运营的自主决策与经营权应归于相关运营商。政府应该相信运营商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，使其可以拥有3G牌照选择及3G移动网建设投资和业务运营的自主决策与经营权。
“如果不是企业自主决策而是强加于现有运营商投资建网和使用，谁将承担应有的风险和责任，如何协同解决产业化与商品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？”他反问。
业界统一认为，目前政府先建网、后发牌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。不过施继兴对这种做法明确表示反对，“借口等待TD-SCDMA拖延或阻止3G牌照的全面发放和3G运营的自主决策，既不科学，更不民主。”
他还强调，TD-SCDMA新产品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时限远高于预期，只要实际调控稍有不当，很可能陷入边缘化困境，事倍功半及半途而废的教训值得汲取。
除此之外，严格履行中国北京奥运会提供3G服务的承诺，在施继兴看来已经为3G发牌定下了最终的时间表，而积极发展3G增值业务则是推动3G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。
如何解决3G资金
虽然目前只是中移动在全国8个城市建设TD试商用试验网，但一期设备采购金额已经达到数百亿元人民币，如果3G网络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，巨大的资金投入可想而知。
“一个优选的解决方案，就是创新TD-SCDMA经营投资机制，允许民营资本或者吸收部分外资参与初始投资，甚至可以进行非国有控股的试点。”施继兴在提案中建议。
他认为，借力民营机制追求管理与经营效率和效益的优势，TD-SCDMA才能实现有效经营，并很有可能自立于竞争之上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。
奥运对策
而当业界已经放弃用奥运的时间表来倒推3G发牌的时间表时，理由是政府目前选择在六大奥运城市进行TD试商用试验，并完成整个城市的完全覆盖，这种“曲线救国”的方式已经绕开3G牌照，“曲线”实现了政府对外承诺。
不过在施继兴看来，这种方式并不可行。“有的部门以为可用TD-SCDMA替代，暂且不论其试验和商用能否赶上北京奥运，考虑到现代通信的国际化特点，海外人士携带的WCDMA或CDMA2000等3G手机还是不能运用TD-SCDMA移动网观看奥运比赛，总不会要求人家更换手机吧。”
施继兴焦虑地表示，WCDMA等3G移动网常规建设并投入商用周期多为两年左右，现在再不发放WCDMA等3G牌照，继续推迟就很难赶上北京奥运会使用。
施继兴认为，应该由北京奥组委出面，紧急请求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发放3G牌照，而且除了奥运城市，甚至在旅游城市也应该覆盖3G网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