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互联网神化破灭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孤独，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去招募员工，我得一直跟人家解释为什么要成立当当。
看了这么多年的预测，关于预测我觉得它最准的就是不准。
让我最高兴的是，因为有了当当，那些本来不看书的人也开始看书了。
我对这个时代的爱就是它的速度和那种正面的力量，比较怕我们走得比较快的时候把一群人甩下了。
互联网神化破灭时的孤独
本报记者：从99年创业到现在，你觉得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？
俞渝：不能用最来形容，因为做企业困难天天都有，问题天天都有，克服一个问题可能会蹦出十个问题，每天都要去面对新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毅力很重要，坚定
也很重要，你不能烦这个事情，你就得像一个浙江木匠一样，每天在雕琢这个东西，雕琢到晚上十二点，第二天早上醒来后还要继续去雕琢，慢慢地，一个好的作品
才会出来。写一篇好的文章，出一部好的作品，做一个好的公司，都需要有这种坚定。
我觉得比较孤独的时候是在2001、2002年，所谓
互联网神化破灭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孤独，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去招募员工，我得一直跟人家解释为什么要成立当当，有理没处说，那时其实业务没有受影
响，一直在增长，我记得那时候《南方周末》有篇文章叫《走下神坛的互联网》，里面还把我给列上了。我很纳闷，我还没走上神坛呢，怎么就宣布我走下神坛了？
我觉得做公司会经常有困难，能不能做成，能不能做好，需要数年如一日地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，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候，但之后，还要去解决这些问题。
本报记者：到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已经是个成功企业家了？
俞渝：对我来讲，我知道我的工作像个跳高运动员似的，你跳过了两米三还有两米三五，跳过了两米三五还有两米四，最后一个高度肯定是我冲不上去的，但肯定
会有比我更年轻的，比我更有闯劲的人往上冲。我觉得很多做企业的人，起码我是这样，一个很大的动力是缘于我的不满意和不满足，对自己的不满足，对产品的不
满意，这种看到不满意，想把这种不满意变成满意，是一种很大的动力。
本报记者：在生活中，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永不满足的完美主义者？
俞渝：曾经是过。20多岁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挑剔什么，越到五星级饭店越能挑出刺来，后来就不是了，生活上会越来越随意，越来越容易满足，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成熟了，或者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工作上了，已经没有精力去挑剔了。对生活妥协的地方更多了一些。
做女性管理者是件占便宜的事
本报记者：近年来获了不少奖，包括女性方面的、职业方面的，作为一个女性的管理者，如果让你说一下总的获奖感受，那会是什么？
俞渝：从获奖本身来说，做女性管理者是件特占便宜的事，我可以和一个男性管理者做同样的业绩，但我得到的社会承认和褒奖会比一个男性多，这纯粹是因为沾
了性别的光，因为女性做到高层和管理者的数量少。就像选人大或政协委员似的，得有来自各界的代表，这一点我没法否认。如果一个男性坐在我这个位置上，他可
能没有我这么多的褒奖，这个对于我和当当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。因为做一个公司，都希望大家知道它，知道当当，知道当当的书、书评、影碟，这样我们得到
了很多很好的宣传，这是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当当从99年底到现在，这么多年也积累了很多用户，随便到一个圈子里去，总能够碰到当当的用户，当这个顾
客群越滚越大的时候，它形成的影像力是很大的。
本报记者：当初创业时有没有想过公司会在哪年实现盈利？当当网的盈利预期是什么？
俞渝：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事有多难，属于无知者无畏，出书的不知道书发到哪里，买书的愁找不到好书，所以我就想做一个店，对买书的和卖书的都很有
用，这是最开始一个很简单的也很朴素的想法。做公司肯定都想盈利，07年最后这个季度做到盈利了，我现在更追求的是规模。我知道如果当当现缩小某方面的支
出来获得一些事情，实现盈利我是可以立即看到的，我现在想做更大的投入是在于顾客的体验，因为二线、三线的顾客发展很快，现在新疆的顾客还需要从北京把东
西运过去，他得到的速度会慢一些，湖南的顾客也是通过北京来满足，我就想我们广州的物流中心是不是要扩大，这样的话广州可以更好地去服务湖南，湖南的顾客
得到的速度会比从北京得到的速度要快。
做一个全国品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当当做到了这一点，做到了让顾客信任，敢在网上花钱，敢在当当
网上消费，这是件很难的事情，但当当做到了。这个架子搭得这么好，我就想把这个架子搭得更大一些，更有规模，这样顾客也会有更多的选择，团队也有更大的空
间，而且竞争门槛可以更高。
我们的决定是，先上规模，而后盈利。根据规划，当当网今年的销售目标是15亿码洋。差不多销售码洋达到二三十亿即可实现盈利。2009年大约就可以盈亏平衡，甚至略有盈余了。实现盈利以后，就可以准备纳斯达克上市的工作了。
本报记者：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，在一个关于08年的行业预测里有一个说法，说如果08年当当还不能上市的话，可能会给卓越等随后的网站一些超越的机会。
俞渝：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什么根据。到了年底都要盘点盘点，展望一下未来，作个预测，看了这么多年的预测，关于预测我觉得它最准的就是不准，无论是格林
斯潘也好，预测未来趋势、生活方式也好，它肯定不准。你刚才提到的情况，其实跟当当的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它是用四个季度，八个季度、十二个季度来赶上当当，
我没有看到，比当当有钱的公司多得是，贝塔斯曼比当当有钱多了，我不会去看这些预测，只看自己的业绩和顾客。顾客喜欢当当他就会回头。
本报记者：现在顾客对当当的满意度似乎还不错，但是你觉得当当的服务品质离你心中满意的程度还有多大的距离？
俞渝：最大的距离在于很多不可控因素。比如说北京到福州，货物本来30多个小时就应该能到，但这30几个小时可能会变成40多个小时，当地会二次配送再
送出去。对于一个服务标准来讲，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很稳定的服务速度，但由于铁路的因素、公路的因素，当当不可控，而且有时候还不可知。很多时候都是事
后我们才知道，有一批包裹是在京九线的某一段被滞留了，事先我没法去通知顾客，事先不能有什么防范的措施。所以在服务品质上怎么样使那些跟我们配合的相关
企业的服务品质能提高，能及时地让当当知道，让顾客知道，使我们能及时地去计划，如果早知道那些包裹会在那个地方滞留那么长时间，我们可能事先就不走铁
路，我们可能会选择空运。这种东西对于一个服务性企业来说挺难的。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而且它需要有越来越多像当当这样对服务品质有更高要求的企
业。
本报记者：从你的角度观察，中国人的阅读在这些年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
俞渝：现在是一个娱乐时代，也是一个知
识爆炸的时代，人们更倾向于阅读轻松的读物，在读物的选择上也有更强的目的性。透过畅销书榜，我发觉大家活得都特仔细，《求医不如求己》、《人体使用手
册》、《不生病的智慧》以及《儿童经络使用手册》便体现了大家对生活质量的追求。